经学的这种工具性比较符合于科学实证的要求，故在现代学术转换的过程中很自然地被着力引向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

这方面,近几年也不断有西方(或东方)学者的成果译为中文,且深有影响。特别是第三点,相信我们是谁的真理藏在我们内心。

事实上,现代中国文化已经混合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东欧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三种基本成分。因此,人类学的眼光可能更善于发现其根源性的特质。这类概念所指涉的对象没有古今中外之分,在现代知识背景下,借助新的论述而更容易获得跨文化沟通的机会。是那个不可听,不可看,甚至也不能碰,只能用心体会的道。不是从事这一行业的每一个人,都对此有清醒的意识。

前文关于两重障碍的跨越的说法,与此想法有关。上述三者原来是传统的不同侧面,但在已经变迁的现代生活中,它可能需要适度的区分,并通过不同的知识途径,才能得以有效表达。五、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 谈到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构问题，这里包含三个基本问题，体现于三个关键词：中国、哲学、建构。

那些涉及命题总体的命题决不能是那个总体之中的份子。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此时此刻不需要任何一种对象性的言说，任何对象性的言说都会打破这种本源情境。关于生活儒学的第一篇论文《生活儒学导论》即谈到话语问题：在海德格尔的话语中，我们决不能说‘生存即是存在或者‘存在即是生存。……如果它是涵盖万有、包含一切的本体，你哪里去找比它更大的概念呢？没有了。

[ 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儒教观念》，见《儒教问题研究》，第109页。因此，对峙的中—西观念，作为两个现成的存在者，其实同样是由我们的当下生活所给出的。

然而这种放弃却是出自本真情感的，这就是‘本真的不自由。[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5页。（2）两种意义的不可定义。……亦即都是对存在者的理解，而不是对存在本身的理解。

……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种语言： 语言I： 人类的语言——人言 语言II：大道的语言——道言 在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中，第一个作为语言的语言指本质的语言（=语言的本质），亦即道言，它是大道的语言、语言的本质。] 这里的第一种情境，看起来似乎超出了我们这里讨论的话语范畴，即话语毕竟要表现为言语、陈述。笔者经常反思这样的话语，最早也最典型的是以下两篇文章： （1）驳失语说。总之，情感性的言说是想象—形象的，但这样的形象不是对象，不是存在者，不是供你认识的东西。

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另可参见黄玉顺：《爱的观念：儒学的奠基性观念——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求是学刊》2008年第4期，第11–19页。

但他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它的存在就是生存。他所说的天，以‘生即生命创造为其根本功能，也是‘生的智慧。

他在官场得志之际的儒家话语和失意之时的道家话语也是截然不同的。【摘要】与福柯的话语概念相比较，生活儒学的话语概念同样并非语言概念，但同时也注意话语的语言形式。（二）现代中国哲学话语的反思 根据言之有物或有所指的言说即主体话语与言之无物或无所指的言说即前主体性话语的区分，笔者曾对现代中国哲学话语进行反思。[ 福柯：《米歇尔·福柯访谈录》，《福柯集》，第445－446页。] 这就是说，如果说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那么，这种普遍性并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即不是存在者的最高领域。[ 福柯：《米歇尔·福柯访谈录》，《福柯集》，第447页。

因此，福柯被称为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受聘为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教授。这种话语关乎生活感悟，也就是说，不仅关乎生活情感，而且关乎生活领悟。

这是无言之言，即以生命创造为其言说。以上两种话语均属有所指的、言之有物的言说方式，即主体话语。

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一对热恋中的人在一起，不外乎就是两种情境： 一种就是一句话都没有，默默无言，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或者是相视而笑，傻乎乎的。孔子所谓知天命而耳顺就是在说这样的倾听。

在符号的言说方式中，被言说者乃是一个符号的所指——索绪尔意义上的所指、或者弗雷格意义上的指称。[ 黄玉顺：《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载《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第74页。]： 所谓形而下存在者，谓之万物。……我们要摆脱这种不自由状态，这就是西语‘free from ……的语义结构——‘免于…………另一种则是‘本真的不自由，通俗地说，这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情境。

[ 黄玉顺：《生活与爱——生活儒学简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53–56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3版，第4–5页。

这里的形而上学的是指一种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即始终在存在者化的形上—形下的模式之内思考问题、言说事物，并非仅仅涉及形而上者。然而，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划分绝非生活儒学的话语层次划分，因为：不论是对象语言还是元语言，都是对象性的，即对象域是对象语言的陈述对象，而对象语言则是元语言的陈述对象。

指称（reference）指外在于指号的、客观实在的对象（某些指号可以没有指称，如集合论所说的空集乃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 这里所说的符号（sign）专指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语言学和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语言哲学的概念（详下）。

诚这个字，从言，正是指的一种言说。[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塔尔斯基：《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与语义学的基础》，李振麟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6期，第1–6页。这种关于历史的规律的整体、整体的规划，显然也是一种宏大叙述。

A预设B，当且仅当：A真B必真，A假B亦真，B假A可真可假。蒙培元先生曾指出：除了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冯友兰于‘六书最后一本《新知言》的最后一章《论诗》中，尚提出了诗的方法。

2．形而上学的话语 上述主体话语亦可以称为形而上学的话语（metaphysical discourse）。] 自然语言亦然，如果说对象语言指向对象域（object domain），那么，元语言则指向对象语言。

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话语是说的古代汉语固有的词汇。